【连载】商丘姓氏探秘

124 袁姓忠臣（2）

袁可立先上奏朝廷，使被致哑的人缓死，暂系狱中，遂仔细查验所有缴获的物品，惊讶地发现自己曾经见过的三把“倭刀”竟在其中，也被当作战利品上报，顿觉案件大有蹊跷，马上找来李姓千总对质。千总死不承认诬良为盗，咬定“二十名俘虏”就是在海上俘获的倭寇。不久，琉球贡使到来，胸有成竹的袁可立请他们指认，贡使辨认出所谓“俘虏”全是琉球良民，是一次在海上运输粮食时因风失舵而漂流海上，不幸被官兵捕来冒充倭寇的。这十八个琉球人被无罪释放回到家中。为感谢袁可立救命之恩，在琉球建庙塑像奉祀，敬若神明。

袁可立到京城任职后，依然坚守他执法如山、持正敢言的政治操守。明朝的太监仰仗得宠于朝廷，作威作福，草菅人命的事时有发生。袁可立在巡视北京西城时，遇上一桩太监杀人事件，立即将那太监逮捕法办，并将罪状张榜公布。一时请托者有之，阻拦者有之，一些同僚劝袁可立不要引火烧身，要为自己的前途着想，袁可立说：“杀人者抵，吾知为朝廷守法而已。”

袁可立正直敢言，是晚明少见的干练之才。万历皇帝平时最听不得关乎国家治政缺失的直论，以“卖直沽名”钳制正直官员的进谏。袁可立为了国家，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义正辞严地为直臣正名，大胆奏疏：“夫卖直者退，则不直者进；沽名者斥，则毁名者庸。朝有不直、毁名之臣，则民生休戚、人品邪正，谁复为国家昌言乎？”万历皇帝恼怒，将其“夺俸一年”，以作惩戒。但袁可立丝毫不改正直为国的节操。

有一次，祭祀历朝皇帝的北京景德门遭雷震，袁可立劝皇帝“亲郊祀，勤朝讲，批章奏，录遗贤，明赏罚，化朋党”，皇帝不理；后因激言参与营救受廷杖责罚的同僚触怒当朝权臣，被连降三级，调外任职，三十五岁时被削职为民。沉冤二十六年，史称“震门之冤”。但袁可立无怨无悔。

光宗即位后，袁可立被召回朝廷，出任尚宝司丞。熹宗登基后，袁可立先后出任尚宝司少卿、太仆寺少卿、通政司左通政等职。此时的大明朝正江河日下，袁可立深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。

后金军在努尔哈赤的率领下入明朝东北边境，先后攻陷辽东重镇沈阳、辽东首府辽阳，辽东经略袁应泰战败自杀。辽东巡抚王化贞出师不利，再遭惨败，辽东经略熊廷弼引军退撤山海关。山海关以外的整个辽东全部沦陷，朝野震惊。袁可立大胆提出七条建议：“一收残兵，以省调募；一出奇兵，以图制胜；一明赏罚，以振法纪；一慎防守，以固封疆；一实京营，以固根本；一多储粮，以防未然；一破格用人，以期实用。”奏疏呈上后，全部获得批准实行，袁可立晋升为右佥都御史，巡抚登州、莱州等地，赞理征东军务。

袁可立不辱使命，募兵练勇，整饬军纪，洞察敌情，加固海防，多次挫败后金。他精心治师，严塞要害，联络诸岛，收复旅顺，登莱海防固若金汤。悍将毛文龙据守一岛，经常虚报军功，贪索粮饷，受人弹劾。袁可立觉得国家正在用人之时，毛文龙能战，不可一棍子打死，于是予以袒护，利用毛文龙的长处，扼制毛文龙的缺点，不失为正确的策略。

后金复州总兵刘爱塔（刘兴祚）是努尔哈赤的女婿。刘爱塔不甘为后金战，发密信给明朝登莱总兵沈有容，称“欲反正内应，以报中国”。沈有容随即汇报给袁可立。袁可立深懂兵法，因间用间为兵家要义，很快作出决断，接纳刘爱塔之降：事情若成功，则有利于收得失地；如果事情败露，也可让努尔哈赤对刘爱塔起疑心，对敌人的力量会有杀伤。于是，以优厚待遇告于刘爱塔。刘爱塔决定当年七月率兵起义。但由于叛徒告密，投诚计划最终失败。而刘爱塔还是在崇祯元年逃离后金，归顺明朝，后来战死疆场。在明金战争史上，刘爱塔是弃金投明级别最高的将领。这是明朝在辽东实施最成功的间谍战，对辽东战事起到积极深远的影响，努尔哈赤受到沉重打击。

后来，袁可立因得罪阉党弃官归乡，晚年崇道，在故里睢州建袁家山；崇祯六年（1633年）去世。崇祯朝首辅孔贞运在为袁可立盖棺论定时不无惋惜地指出“使天假数年，则公将奋谋决策”，必能“以抒我皇上东顾之忧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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